管都已经长了胡子，而且有时显得面容憔悴，但在母亲看来，还跟孩子一样。

　　“我的可爱的人们！”她摇着头心想。

　　但是，他们大家都在过着善良、严肃而聪明的生活，都在谈些善良的事情，愿意把自己所知道的教给别人，他们奋不顾身地做这种事情。她觉得这种生活虽然危险，还是值得热爱的，她叹息着，回头看看，她的过去像一条狭长的暗淡的带子，平平地拖在身后。

　　在她心里，不知不觉地形成了一个稳定的意识，——意识到自己对于新的生活是一个有用处的人。从前，她从来没有感到过自己对什么人有用处，但是现在已经明白地看到，她对许多人是有用处的。这是一件新的、愉快的、能使她抬起头来的事情……

　　她总是准时将传单拿到工厂里去。她把这事当成自己的义务，因此，她成为暗探所所熟识的人物，并被他们所盯住。她被搜查过许多次，但是每次检查，都是在工厂里发现了传单的第二天。

　　当她没有带东西进厂的时候，她学会了故意地引起暗探特务和守门人的怀疑，他们抓住了她，搜遍了她的全身，她装出生气的样子，和他们争吵，于是，羞辱他们一场，就走开了，为自己的手段巧妙布感到自豪。她是很喜欢这种游戏的。

　　尼古拉因为厂里不再要他，所以就给一个木材商当了工人。

　　他在工人区里运梁木、木板和噼柴。母亲几乎天天碰见他；两匹老瘦的黑马用力地在地上撑着由于紧张而颤抖的四条腿，它们的头疲倦而悲伤地摇晃着，浑浊的眼睛疲惫不堪地眨巴着，它们颤颤巍巍地拉着一车长长的湿木头，或者拉着一车在一头发出很响的声音的木板。尼古拉在车的旁边，垂下了缰绳，一步一步地跟着走，他披着又脏又破的衣服，穿着笨重的靴子，将帽子推到后脑勺上——那种样子，像是从土里掘出来的一段树根似的。他望着自己的两脚，也在摇着头。

　　他的马常常撞着对面过来的人和大车，在他周围，怒骂声像黄蜂似的跟随着，恶狠狠的喝责声划破了空气。

　　他总是不抬头不理睬地走着，嘴里吹着尖厉刺耳的口哨，用沉闷的声调对马嘟囔着：

　　“喂，留心点！”

　　每一次，当同志们聚集在安德烈那里，念新近的外国报纸或书刊的时候，尼古拉也来参加。

　　他总是坐在角落里，一连一两个小时地沉默不语地听着。念完了之后，青年们总是争论得无休无止，而尼古拉却从来也不参加争论。他呆得比大家都时间长，等只剩下他和安德烈两个人的时候，他才提出一个阴郁的问题：

　　“谁最坏？”

　　“第一个说出‘是我的东西’的人，最坏！但是，这个人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死了，所以我们已经没办法跟他去生气了！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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